近日，
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
营前村北遗址
传来重要考古发现。
考古团队在发掘过程中，
清理遗迹51处、文物112件（套），
并首次发现“琅县”戳印陶罐及陶片，
成为秦置琅邪郡县的直接物证，
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
琅邪邑（郡/县）的更迭延续、文化变迁
有着重要意义。
墓葬挖掘现场
营前村北遗址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营前村北800米处，遗址地势东高西低，北高南低，东北侧紧邻琅琊古墓（汉代封土墓，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），南侧紧邻营前遗址（龙山文化贝丘遗址，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）。该遗址位于通常所认为的战国、秦汉琅邪邑（郡/县）城东南部，年代跨战国、秦、汉。
展开剩余79%今年3月至5月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联合，对营前村北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，发掘各类遗迹51处，包括墓葬13座、水井6口、灰沟9条等遗迹，出土铜印章、玉具剑、温明、陶罐等各类文物112件（套）。
（一）战国时期遗迹和遗物
该时期的遗迹均为墓葬，位于发掘区东部地势较高处，共发掘战国墓葬六座，为南北向竖穴岩坑墓，均开口于耕土层下，向下打破生土。其中M8保存较好，从残存灰痕判断应有木棺，随葬品放置于棺西侧，主要包括陶盂、陶豆、陶壶，其余墓葬未发现随葬品。
（二）秦汉时期遗迹与遗物
主要为汉代墓葬、一组手工业相关的遗存和秦汉时期水井等遗迹。
汉代墓葬
共发掘汉代墓葬七座，其中五座为长方形竖穴土（岩）坑墓，主要为东西向，开口于耕土层下，向下打破②a层直至生土。葬具形制主要为一棺一椁，人骨保存较差，仅存少量几颗牙齿。墓葬随葬品主要有陶器、漆木器、玉石器、琉璃器、铜器、铁器等。另有瓮棺葬两座，墓圹为圆角长方形，埋藏较浅，墓圹内放置1个或2个大型陶罐。
M3棺内放置微型鎏金铜车马器等随葬品；M4棺内墓主头部放置谷纹玉璧1枚、铜镜3件，漆木构件等腐朽严重只余灰迹和漆皮，根据其摆放位置推测应为温明1套，铜镜下有纺织物残留痕迹，并有玉五窍塞，墓主腰部放置铜带钩、环首铁刀、玉具剑等随葬品；M6棺内墓主腰侧放置铜印章一枚（印面锈蚀严重，待CT扫描后识读）。墓葬中出土的温明、玉具剑、印章、鎏金微型铜车马器等随葬品，等级较高，结合遗址的地理位置，推测应为汉代中期琅邪邑（郡/县）城外的一处等级较高墓地的南缘。
M4棺内墓主头部温明残存构件
M4出土陶罐、陶壶
手工业相关遗存
在发掘区西部地势较低洼处，发现一组手工业相关遗存，该组遗存由水井、沟、成组的方坑有序排列而成，遗存的年代早于发掘区东部汉代墓葬区。
沟南北向，有东西两条，相隔约5米，宽1米左右，剖面呈“U”形，两沟均开口于②c层下，应为同时期修建，沟底部堆积为黄褐色淤沙，夹杂少量泥制灰陶片。两口水井分别位于发掘区内两条沟北部，水井处在沟中，两者使用期应为同时。水井平面呈圆形，直径1.2米到1.9米、残深3.5米，井内堆积较纯净，主要为浅灰褐色淤土，发现少量瓦片、陶片。方坑共17个，有序排列在沟的两侧。方坑挖建在生土（基岩）上，平面呈方形，多为斜壁平底，深浅不一，坑壁、底修筑规整，坑内多为浅灰褐色淤积土（含砂量较高），坑内基本未发现遗物或陶片，仅西侧一处较深方坑底部发现一件陶罐和少量陶片。
水井在地势较高的沟北侧开凿，成组的方坑围绕着沟修筑，且沟、井、方坑内的堆积均为淤积土，根据这些迹象，推测此组遗迹应为一类手工业遗存，其功用或与储水、运水和用水有关，囿于发掘区内范围限制，现有迹象尚不足以使我们明确这组遗存的具体性质。
手工业遗存相关遗迹（上为北）
其他遗迹
本次还发掘灰坑、沟、水井等遗迹，出土了一些陶罐、板瓦、陶片等遗物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在J1井底发现“琅县”铭泥质灰陶罐、J2井底出土“琅县”铭泥质灰陶片。
J1井内发现大量瓦片堆积，主要为建筑用的素面、绳纹板瓦、筒瓦等，井底出土“琅县”铭泥质灰陶罐，“琅县”铭文位于陶罐外壁近底处；J2井底出土“琅县”铭泥质灰陶片，铭文位置、字形与J1出土铭文基本一致。“琅县”铭为半通印戳印而成，未发现边框和界栏，字体为小篆，字形特征与已知秦玺印文字一致，印章形制亦见于以往发现的秦玺印。见于著录而与琅邪有关的玺印类文物，秦玺印有“琅左盐丞”，秦汉封泥有“琅邪司马”“琅邪司空”“琅邪司丞”“琅邪左盐”“琅邪都水”“琅邪水丞”“琅邪候印”“琅邪發弩”“琅邪县丞”等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琅邪郡，秦置。……县五十一：……琅邪，越王句践尝治此，起馆台。有四时祠。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引《一统志》，“（琅邪）故城在诸城县东南百五十里，琅琊山下。”此次发现的“琅县”戳印铭，应为“琅邪县”的省称。
“琅县”铭文的发现，
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
秦琅邪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，
印证了文献记载，
并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
秦代高等级建筑群、窑址等遗存
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邪地区
设置郡县，巡狩东方，
进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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